“一块废旧手机电池的污染强度是普通干电池的100倍，可污染6万升水，但在我国，废旧手机回收率仅为1%左右……”当这组被广泛传播的数据，出现在两位不同的消费者――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简勤和民建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张兆安面前时，一个共同的呼吁产生了：出台手机以旧换新政策、加强废旧手机回收管理。

　　张兆安指出，全国各地的网络运营商曾开展过手机回收活动，但国民反应冷淡，回收的手机寥寥可数，大量废旧手机被随意丢弃或流向二手市场，对环境、资源和社会造成不利影响。“目前全球每年废弃的手机约有4亿部，其中中国有约1亿部”，简勤认为，如果能够妥当处理这些废旧手机，则能够变废为宝，科学处理废旧手机等电子垃圾是当前面临的一个挑战，因此也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

　　简勤曾注意到这样一项研究：1部废弃手机至少可提炼1美元贵金属，依照我国目前每年废弃1亿部手机估算，若回收处理能提取1500公斤黄金、100万公斤铜、3万公斤银。“但目前，我国小作坊式的简易焚烧回收处理却相当普遍，这种回收方式只能回收少量的金属，却会释放出大量含铅、水银和砷的有毒烟雾，给生态造成严重的污染威胁。”

　　简勤表示，我国应尽快制定废旧手机等电子垃圾处理的管理办法，出台废旧手机回收政策和以旧换新政策，对废旧手机回收企业进行补贴，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并进一步强化“生产者延伸责任制”，明确“谁生产谁负责”。此外，还可在营业厅、手机卖场、便利店、超市等场所回收废弃手机，为通信产品电子垃圾回收处理体系的运转提供有力支撑。

　　“在英国、德国等许多发达国家，有专门的二手手机制造公司，对回收的废旧手机，能用的进行翻新，不能用的进行无害化处理。”张兆安认为，可以积极创造条件，建立废旧手机回收利用的处理规程、二手机的再制造与销售、监管以及正规专业的二手机市场，从而避免二手机流入非法商贩手中造成环境的破坏。

　　目前，一些发达国家废旧手机的处理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例如在美国，每年约有1亿多部废旧手机被废弃，数量与我国相当，美国部分州专门立法要求手机零售商必须建立手机回收程序，居民要在规定网站上索取一个已付邮资的小箱子，把不要的手机寄到回收中心。

　　“政府或手机生产商可以充分利用网络平台的优势和便利，建立统一的废旧手机回收平台。”张兆安说，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我国应尽快研究并建立手机“以旧换新”回收机制，逐步扩大手机回收规模，鼓励组建专业的废旧手机回收处理公司，并且实行市场化运作。同时，可以建立废旧手机专项回收资金，专项资金既可用于废旧手机回收处理各个环节的参与者，还可用于支持废旧手机处理的技术研发和技术改造。

　　旧手机回收的困境，只是我国电子废弃物处理的一个缩影。“由于无法可依，由电子废弃物处理不当所带来的重金属污染，尤其是铅、镉、汞等重金属对土壤和地下水的污染，已经越来越严峻，对经济发展、人民健康和社会稳定构成了巨大的威胁。”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认为，如何将这些电子废弃物变成“城市的矿山”而不是“环境的炸弹”，亟待国家层面的立法保障。

　　在董明珠和简勤看来，一方面，回收主体多为“游击队”式的个体户，而正规回收、处理企业却“无米下锅”，不规范的回收处理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不规范竞争导致技术落后;另一方面，则是法规与制度建设尚需继续完善。回收处理遭遇“肠梗阻”，加上缺乏法律、制度、标准层面进行“洗肠”，“城市矿山”自然无法规模性变废为宝。

　　目前，我国规范电子废弃物管理的法规主要是《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污染控制技术规范》和《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等一系列配套政策和措施，虽然弥补了我国废弃家电回收领域无法可依的漏洞，但也存在明显不足。如对电子电器产品生产者、废弃者的职责划分不明晰，对生产企业参与处理的鼓励政策不明确和电子废弃物的具体处理标准缺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