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上海两会上，多位代表委员关注“电子垃圾回收和处理”。

　　上海电子产品维修服务协会两年前的统计显示，本市70%的居民家中废旧家电，90%的企业边角料，85%的机关、企事业单位电子废弃物，都流向了回收“游击队”。为牟暴利，他们随意拆解处置，甚至采用焚烧或化学方法处理，既浪费资源，又污染环境。

　　老大难问题，为何存在多年，仍难解决?今明两天，本报将连续关注“电子垃圾回收难”，从正规回收企业面临的诸多困难入手，逐步剖析问题症结，并请出代表委员和行业协会专家建言献策。

　　市人大代表杨逢珉和市政协委员屠大维、彭颖红引用了同一组数据――2010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报告显示，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电子垃圾生产国，每年生产230余万吨，仅次于美国的300万吨;预计到2020年，我国的废旧电脑将比2007年翻一番到两番，废弃手机将增长7倍。

　　杨逢珉代表还提到，全球铜产量的62%、钢产量的45%、铅产量的40%、锌产量的30%、铝产量的22%，都来自再生资源的回收和利用，其中大部分由电子垃圾贡献。然而，在我国，巨大商机和资源却被视若不见。大多数电子废弃物常年沉睡家中，或随意流入非正规渠道，造成严重污染。

　　调查发现，与“后续处理”相比，“回收”是最大瓶颈。我国从国外引进先进处理设备，本非难事。但由于回收量不足，导致有资质企业在处置阶段束手束脚，不敢投资金，陷入恶性循环。

　　废纸旧瓶易收电子垃圾难进

　　2台电视、1台冰箱，这是胡同亮最近一个星期回收到的全部“电子垃圾”。

　　他所在的回收点，位于长宁区新泾五村，毗邻垃圾房，占地约30平方米，2012年6月成为小区固定废品交投点。39岁的胡同亮打了十年收废“游击战”后，与新锦华再生资源回收交投网络中心签约，入编“正规军”。

　　挂着胸卡、穿上制服，有了“根据地”，胡同亮坦言，现在更多居民愿意将废品交给他。然而，与每周约300公斤报纸、约500公斤硬纸板、2000多个可乐瓶的回收量相比，他收到电子废弃物的数量显得微不足道。

　　胡同亮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回收废旧家电的“游击队”。“拿个高音喇叭，骑辆电瓶车或三轮车，在几个小区轮流兜生意。”他说，“居民觉得我是收垃圾的，而他们是专门收电器的。况且回收价也有差距，因为那些人是低成本运作，后期处理简单粗暴，所以开价高。”目前，新锦华在长宁区6个街道收编了156名流动收废人员，主要回收纸张塑料，电子废弃物的销售额只占废品总销售额的1%。

　　其实，胡同亮更大的竞争对手，是人们根深蒂固的旧观念――与纸张塑料等常见废弃物不同，大部分居民不愿将废旧家电当废品处理，而是更倾向于二手转卖，还希望卖个好价钱。可往往事与愿违，电脑、电视机等电子产品更新太快，许多旧货其实已经相当于废品。

　　最麻烦的是，电子垃圾一旦流入非正规渠道，极易污染环境。危害也许暂难察觉，却很可能延绵多年，愈演愈烈。所以，在日本、英国等国，居民处理废旧家电，不但收不到钱，还要另外贴钱，否则将遭重罚。

　　“以旧换新”一停回收跌到冰点

　　18时，胡同亮把当天收购的废弃物品移送新锦华回收中心，其中，电子废弃物统一运到位于蒲松北路的新锦华电子电器废旧物资回收利用中心。

　　他透露，比起“收编”前，每件电器大约少赚15元。“以前曹安路有个老板，我只要收到废旧电器，他就会过来拿，价格开得也挺高。但他之后是拆是卖，我就不知道了。”加入“正规军”，压力陡增，“我们和公司、街道都签了协议，如果违规出售会被警告，3次警告就要开除。反正我主要是收废品的，家电回收只是副业，不计较这点差距。”

　　走进新锦华电子电器废旧物资回收利用中心，150平方米的门店以走廊为界，被分割成办公室和储藏区，近百台旧电脑、打印机、DVD机排列整齐。“以前根本找不到走廊，连办公室都堆满了电视机。”

　　中心负责人袁铁官口中的“以前”，指的是2009年至2011年家电以旧换新时期。我国2009年5月出台的这项政策，曾帮了袁铁官大忙。

　　针对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空调和电脑(统称“四机一脑”)，每台设置250元至400元补贴。有了这块“诱人蛋糕”，市民家中沉睡多时的旧家电纷至沓来。国家通过财政补贴，促进消费，拉动内需，同时，回收到大量废旧家电，供给正规企业处理。

　　新锦华是首批中标的家电以旧换新回收点。3年间，公司共收到25万件“四机一脑”，“当时一天收四五百台是家常便饭。你知道今年1月我们收到多少?一共才428台。”

　　“打回原形。”袁铁官自我评价道，“少了政府补贴，我们的回收价毫无优势，老百姓的旧家电又回到了不正规的黄鱼车上和维修店里。”

　　曾经顺利“招安”合作甜蜜短暂

　　家电以旧换新期间，袁铁官“招安”过32名“游击队员”。“双方都有强烈的合作意愿，觉得彼此需要。”提起这段风光，他十分怀念。

　　2009年新政推行之初，广大居民的热情大大超出袁铁官的预期，负责回收的人手顿时捉襟见肘。“当时中心只有10个人，除了上门收废，还要接听预约电话和记录在线申请，压力很大。”袁铁官想了不少办法，例如临时从总公司借调员工;给送货上门的居民发10元运费补贴;收编长期处于“敌对关系”的散兵游勇。

　　“有‘游击队’找我叹苦经，说有了以旧换新，居民家电子废弃物全都流向正规企业，他们没生意。”联想到自己正面临的人员缺口，袁铁官心生一计：“我问他们愿不愿帮我上门收货，按件计酬，对方一口答应。”根据国家政策，回收企业能得到每件30元的运输补贴。袁铁官付给“游击队”每件10至15元的报酬，“既能缓解燃眉之急，又可降低用工成本。”

　　消息传得很快，寻求“入伙”者络绎不绝，袁铁官从中精选出32人。“先考察资质，比如是否具备回收空调需要的高空作业许可证等。再看区域，在上海市区我们设有回收分中心，所以倾向于找熟悉松江、宝山、嘉定等郊区的。”袁铁官将“游击队员”分成三队，并签订合同：一方面，中心在居民预约收货时就详细记录款式，以防偷梁换柱，另一方面，不定期回访抽查，以防“游击队员”阳奉阴违，“一发现违规，立马让他出局，主动权在我手上”。

　　然而，在2011年底家电以旧换新政策结束后，“出局”的却是袁铁官。由于正规渠道的回收量急剧减少，主动投奔来的“游击队员”纷纷变脸，不再服从分配，迅速作鸟兽散。“现在我希望他们把回收的电子电器给我，他们都不愿意。

　　焦点关注收编“游击队”难度大

　　“正规军”为何敌不过“游击队”?袁铁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去年中心总共回收了7100件“四机一脑”，日均20件。每天的运营费用大约500元，包含11名员工工资、门店和仓库租金、2辆轻型卡车的油费和折损，“每件毛利至少25元才能把成本打平。”袁铁官解释，电子电器回收后并不作为二手转卖，而是直接交给具备专业处理资质的企业，“以29英寸电视机为例，无论成色新旧，送到处理厂每台102元，所以算下来我们的回收价最高也不会超过80元。游击队呢?无论是简单修理后二手转卖，还是非法拆解后只卖金属，处理成本都低得多，价格自然开得高。”

　　既然“游击队”仍是回收电子废弃物的主力军，那么，能否将他们也收编进“正规军”?

　　新锦华公司战略研究室主任孙亚明认为很难，“在整编之前，街道和市容管理所先排摸了小区流动收废人员的情况，将他们分成应取缔、可保留和待收编三类，我们吸纳的主要是本身就比较规范和稳定的。回收电子废弃物的人员流动性比较强，很难收编。”

　　孙亚明建议，针对这些专收电子垃圾的“游击队”，要采取疏堵结合的方法。一方面，相关部门继续加大巡查力度取缔，另一方面，加强小区回收网点的规范和便利性，争取更多客户，最重要的还是希望政策补贴，赢得价格优势。“当居民把电子废弃物都交到社区网点，交给正规回收企业，‘游击队’自然就会无处容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