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居民家庭每年大约淘汰300万台“四机一脑”——电冰箱、空调器、洗衣机、电视机、电脑，恰与本地废旧家电拆解企业的处理能力相当，规划看来并无问题。但市政协经济委员会部分委员一圈走访却发现，大部分这类企业都开工不足——回收不到足够的旧家电。

　　问题出在哪里?

　　回收渠道当细化分工

　　政府有关部门对此其实颇为重视。今年7月1日财政部等部委联合下发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实施，解决了拆解企业的资金平衡问题。本市也出台了配套政策，并公布了设立包括百联、国美等在内的电子产品大型专卖商场回收废弃电子商品的网络布点。

　　然而，旧家电回收却是门难以企业化、规模化的生意。市民习惯于将旧家电出售给走街串巷、摇铃铛骑黄鱼车或者蹲守在小区门口的小贩——整合这些小贩成为回收体系的一部分或者创新并推广一种新商业模式取而代之，上海几家家电回收企业都有尝试，但事实证明困难重重——要么成本太高，要么居民不便。

　　汪亮委员认为，资源再生企业的主营业务，应该是放在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分捡、加工和再生领域。而现在却把精力分散在整个供应链的前端，即回收领域上面，反映出这一领域的社会化分工较弱，缺乏效率，所以也就很难形成效益。

　　孙荣华委员建议双管齐下，温和改变市民习惯加上解套企业：政府可以规定几个特定的日期，由环卫部门在小区设点回收。然后再由环卫部门批量地处置给拆解企业。

　　无论持哪种意见，委员们都认为，旧家电回收还是应该依靠社会化的网络，光靠企业力量确实很难做好。

　　体系设计宜顺势而为

　　从去年情况看，经上海拆解企业作资源化利用的旧电器大约只有一半左右，其它的都到哪去了?

　　原因之一，是大量淘汰下来的旧家电流入了旧货市场。某家电拆解企业负责人坦承，他们拆解的相当一部分家电仍有使用价值，“这也是小贩不愿意将收到的旧家电卖给我们的原因。”

　　对此，汪亮等委员认为，在国营经济包打天下的时代，既有“废品收购站”也有“物资调剂商店”。这种系统设定的思路即使放在当前也有其可取之处——毕竟，通常一件尚能正常使用的旧家电总会比它被拆解后的一堆碎玻璃、塑料粒子和微量的贵金属更有价值。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综合考虑能耗、环保等因素，真正做到物尽其用?这个衍生出来的新话题琢磨起来也挺有意思。

　　原因之二，在于很多旧家电没有在上海拆解。想深一点，倒也不完全是坏事。

　　业内普遍观点是，在上海设厂的优势是旧家电比较集中，但劣势是各种成本都比较高：在上海建设一座年拆解能力100万台的废旧电器处置工厂，大约需要1亿元固定资产投入以及两三千万元流动资金，并且“对选址也有一定要求，上海人工等费用也比较贵。”

　　此外，废旧家电拆解行业需要一定的规模才能良性运转。如果有条件在地价、人工费用较低的地区建设大规模拆解工厂，即使不在上海，也很容易将物流成本消化，便于采用更先进的技术。

　　走访中不乏拆解企业经营者表示曾经动过这个脑筋，想到外地并购一些同类工厂并将生产基地外迁，但目前的管理是按行政区划分割的，政策并未为跨地区并购提供空间。

　　好事办好

　　还需政策聚焦

　　资源再生行业尽管号称能“变废为宝”，但以目前的技术能力也绝对达不到点石成金、经济效益显著的地步——实际上，如果离开政府支持，这个行业难以为继。

　　委员们认为，考虑到社会效益显著，大部分发达国家都会在再生资源的销售环节采取免税或低税的鼓励性政策。而眼下本市由民间资本创办的资源再生企业一般不享有类似优惠，这直接导致其运营成本高企。因此有必要对资源再生企业给予更多的政策聚焦，将其列为准公益性的企业。通过免税或低税，在降低企业运营成本的同时，促使再生资源的价格大大低于同类的新生资源价格，以价格疏导更多的生产企业采购并应用再生资源。

　　其次，废旧电器处置属于微利行业，企业落地地区的基层政府和民众是作出一定牺牲的。因此要给予一定的财政补偿，以调动行业集中地区基层政府的积极性，同时也取得民众对大局的理解与支持。

　　最后，除了鼓励居民规范处置废旧电器之外，还应对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电子废弃物，建立起新型的资产核销制度，并明确其规模性报废处理的定点回收企业。其间回收定点要向民间资本创建的加工再生企业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