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家电以旧换新政策结束后，电子废弃物的处理就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近期，国外电子垃圾倾倒中国，全球每年产生的5亿吨电子垃圾七成进入我国等报道频频见于报端，再次挑动大众的神经。沿海电子垃圾拆解造成的潜在污染一直受到公众的高度关注。进口电子垃圾多活跃在港口附近，早期就游走在合法与不合法的边缘，不少业内人士就指出入境缺少“防火墙”是一大诱因。

　　如今，整个IT产业都在对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新型电子终端趋之若鹜，电子消费品的更新换代速度加快，随之而来，被淘汰的旧电脑、旧手机、旧家电等电子垃圾也与日俱增，由于缺乏相应的回收制度，这已成为治理环境污染亟需正视与解决的问题。

　　电子垃圾仅次于美国

　　近年来，我国每年至少报废500万台电视机、400万台电冰箱、500万台洗衣机、500万台电脑及上千万部手机。根据2010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报告，中国已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电子垃圾生产国，每年生产超过230万吨电子垃圾，仅次于美国的300万吨。

　　尤其当前3G步入规模发展前夕，2G用户向3G的迁移势必造成手机等移动终端大规模的更新换代。据上述联合国报告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废旧电脑将比2007年翻一番到两番，中国的废弃手机将增长7倍。

　　更触目惊心的是，全球每年产生5亿吨电子垃圾，70%以上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中国。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俨然成为全球电子垃圾的集散地。这些电子垃圾含有汞、砷、铅、铬等重金属，成为巨大的污染源。在全球最大的电子垃圾场广东贵屿，废旧电子产品堆积如山，环境重度污染，这成为中国正在遭受的电子垃圾之殇的缩影。

　　电子垃圾危害巨大，已引起各国政府的重视。但在我国，电子垃圾回收处理却遭遇困境。一方面，因回收成本高，利润少，正规拆解企业处境艰难。网点布局不足、回收价格低等因素进一步导致其货源不足。另一方面，非法小作坊因规避了环保等成本而利润丰厚，打着“高价回收废旧电器”牌子走街串户，形成规模庞大的非法电子废弃物拆解产业链。

　　山寨作坊曝拆解难题

　　事实上，自2009年实施的家电以旧换新尽管以刺激消费为主要目的，但最高400元的补贴大大调动了消费者的积极性，使正规家电回收拆解企业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进而推动了家电销售、回收、拆解的废旧物资循环利用链条的初步形成。

　　据商务部公布的数字，家电以旧换新从2009年开始到结束，共销售8130万台，这也意味着有同样数量的废旧家电被送到正规拆解企业。两年多来，回收利用废家电中的钢铁、有色金属97万吨。符合环保要求的拆解企业已经达到了102家。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的结束，正规企业重回艰难回收状态，再度面临“吃不饱”的发展困境。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正规企业回收处理电子垃圾的成本高昂，很难竞争过用简单粗放方式提炼的地下加工厂。在正规回收拆解渠道不畅的情况下，遍布城市乡村的非法回收拆解小作坊成为电子垃圾的主要归宿，而这里面存在诸多的灰色利益，使得电子垃圾的回收难以得到妥善处理，成为环境污染中不可回避的一大现象。

　　一方面，一些电子垃圾经过简单改装后流入旧货市场，或者低价卖到农村等地区。这些二手家电没有正规的质量保障和售后服务，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另一方面，电子垃圾多以作坊式的手工拆解、露天焚烧、强酸浸泡等原始落后、重污染的处置方式为主，对大气、土壤和水体造成了严重污染，危害人类健康。

　　回收体制建立要考虑便民

　　国内正规的电子垃圾回收渠道不畅、不被消费者所接受，为“黑作坊”提供了生存的土壤，造成了电子回收行业中“正规军”斗不过“游击队”的现状。业内专家指出，电子垃圾回收的关键是回收，尤其是要建议起便民回收体系，至少要具备以下两点：一是免费电话服务;二是上门回收，让老百姓能方便地处理电子垃圾。例如，国家2009年实行的家电“以旧换新”政策，不失为一种好的回收渠道，如使其常态化并加以完善，可以逐渐堵住电子垃圾流向非法地下加工厂的途径。

　　缺乏有效监管和制度保障，回收体系不健全，企业与消费者缺乏环保意识等是造成目前我国电子垃圾的泛滥的重要原因。因此，解决电子垃圾问题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提高企业、消费者的环保意识，并加大对非法者处罚力度等。

　　其实，用好电子垃圾除蕴含经济价值外，更具有环保属性，需要政策护航规范行业发展。从监管方面看，目前，我国已经颁布实施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业界预计，与其配套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的征收使用管理办法》将在近期公布。如何协调各部门职能，加强环境执法力度，斩断黑色经济链条，对电子垃圾入境形成有效监管成为考验。从扶持政策看，由于电子产品拆解要求较高的技术和成本，这需要政府在税收、技术等方面进行扶持。而将“以旧换新”这类便民举措制度化，建立有效和规范回收体系则是治本之策。

　　此外，电子产品的生产制造商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方面，需要主管部门加强监管，减少企业对有害有毒物质的使用，另一方面，督促制造商、销售商等建立产品回收体系。例如，日本主要手机通讯运营商、手机制造商就组成了“手机回收网”。